“1976年1月31日夜里十点多无忧配，外头炸起来了——嘭嘭！”警卫员陈长江推开半掩的窗户，回头冲床上的毛主席喊了一句。
冬夜的勤政殿灯光昏黄，风吹窗棂抖动。屋里只有呼吸机轻轻作响，83岁的毛主席撑着枕头，脸色苍白却精神清醒。自1974年心肺负荷加重后，他很少说长话，今日却微微抬手示意陈长江靠近。
外头是京城春节惯有的热闹。普通百姓的爆竹声顺着红墙瓦脊滚进中南海，隔着院门，欢笑听得真切。往年，为了首长安全，警卫部队会主动让院里“静音”。这一次，毛主席开口了：“新年的炮仗，你们也放一点吧，屋子太冷清。”声音沙哑，却透着认真。
这一句请求把值班人员吓了一跳。老人家节俭是出了名的，连家里孩子寄来特产，他都照价付款寄回。何况这几年政治节奏紧绷，几乎没人敢在首长面前提“热闹”二字。
不得不说，陈长江心里五味杂陈：他跟着主席七八年无忧配，只见过老人嘱咐“别浪费”“别扰民”。突然要放鞭炮，像是想抓住什么。
鞭炮不好买，警卫员出了西门一路小跑到南长街小铺，掏出短缺的“红双囍”三挂、烟花两束。不到半小时，院墙边就“噼里啪啦”炸开。火光映红半片屋檐，老人侧头望，嘴角慢慢翘了起来。周福明小声说：“主席笑得真像回到韶山。”
许多人不知道，毛主席对春节始终有深厚感情。1900年代的湖南乡下，腊月二十四打糍粑、二十七杀年猪，孩子们抢着放“金竹炮”——他对这些细节记得极清楚。
1929年除夕，红四军在江西大柏地歇脚。刘士毅部尾随紧逼，粮弹紧张，毛主席还是让连部向乡亲借米、打欠条。那一夜，战士们端着南瓜稀饭照样给首长敬酒，毛主席放下碗说：“吃饱，明早打胜仗。”第二天果然大捷。旧部后来回忆：“那顿年夜饭比缴枪更暖。”
1930年初一攻占广昌，毛主席站在城墙上对干部笑：“在广昌过年，红军要红红火火。”他相信士气与年俗一样无忧配，都是人民战争必不可少的“燃料”。
再往后，1949年腊月二十九，党中央移驻北平香山。毛主席踩着残雪对周恩来说：“进城后第一件事，先让群众过年。”于是，解放军发出严令：进城部队不得扰民，商店照常营业，鞭炮不禁。北平老百姓第一次发现，这支队伍懂得尊重他们的年味。
建国后的春节，毛主席多半在家中或外事活动间穿插读书写稿。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初稿都与假日时光有关。他自己吃得很素，一碗腊八粥、一盘糯米蒸肉，极简。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，他干脆取消了家宴，对卫士说：“大家都紧巴，我怎么好意思吃得热闹？”
1976年的情形却完全不同。身体机能下降到需要吸氧维持，他走不了几步就气喘。连春节对外慰问电都是秘书代笔，他只是用铅笔在电稿旁简单勾画。医生劝他早点休息，他摇摇头：“许多年没听见院里有炮仗了，今天破个例。”
夜色里，爆竹尾火飞溅，映亮老人布满皱纹的面颊。那抹笑意，像极了湘江岸边少年抬头看焰火的样子。周福明握拳掩泪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：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在春节夜里陪主席听响。
时间很快推到了9月9日，清晨四点许，首长心跳骤停。护卫班里不少人回想起除夕夜的鞭炮声，才恍然——那是老人留给身边人的道别。有人私下感叹：“他让我们放炮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，别为我难过，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。”
毛主席生前常说，“群众里头有真理。”连过春节，他也把人民的烟火气当成滋养斗志的力量。纵然在生命最后的冬夜，他依旧记挂工作人员能否感受到年味。他没有交代什么遗言，却用一串炮仗把关怀留在了空气里，炸得爽朗而清晰。
至今，每当农历腊月，值过那一班的老警卫都会想起那句嘶哑却温和的要求：“也弄一点鞭炮来。”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伟大，不仅在于改天换地，更在于体贴人间最普通的欢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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